过年不回家，这群中老年父母的人生，没有退休两个字
他们是城市里被忽略的超龄打工人，人生没有退休两个字。
——方老师说
春节来临，每年到这时候，各大一线城市的就会迎来“用工荒”，因为这正是广大外出务工者们返乡的时候。
但保洁员很难离岗，尤其是商场里的保洁员们，过年正是忙碌的时候。
这时我们会忽然意识到，他们像是我们生活中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，时常见到，却很容易忽视。
而一座座干净整洁的城市，靠他们才得以正常运转。
前段时间，一本名为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的书，得以让我们看见保洁员们的工作与生活。
作者母亲叫做春香，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中年妇女，用半生辛劳将一双送出被群山环绕的陕西老家，如今又“深漂”做起了保洁。
通过春香的眼睛，与春香同伍的保洁员们的境况也在这本书中得以呈现。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，在高龄成为保洁，通过极度压缩自己的时间和消耗体力换取“养老钱”。
借此，我们得以看见维持城市洁净背后的具体的人，看见最普通底层生活的真实状况，也在恍然间瞥见了我们自己的生活。
1
保洁妈妈春香
春香生长在深如矿井的秦岭深处，她凭借着勤劳和坚韧，将儿女送出了困住她的群山。而在深圳这个“开阔之处”，她又用自己源于乡土的生存智慧，实践着自己“赚养老钱”的目标。
NO.1
半生辛劳，供养一儿一女
春香是家里排行最小的女儿，20岁那年，她被母亲以“换亲”的形式决定了婚姻，用自己一生的幸福，换来哥哥婚姻。
虽然丈夫待自己不错，但家境实在不丰。为了赚钱，春香什么活儿都干过。
早年一双儿女还小，春香一边带孩子一边务农，等到儿女稍大一些，她便主动外出务工。2010年，春香在矾矿上给工人做饭，一个月1000块，2011年则和丈夫一起去蓝田栽树，栽一棵树4毛钱，春香的丈夫早出晚归，两个月里栽了3万多棵树。春香则负责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。
女儿上大学之后需要更多的钱，春香和丈夫就得更辛苦地工作。2012年，春香跟着丈夫去了韩城煤矿，成为煤矿上的一名厨师，顺便开了个小商铺。
13年春香又去了另一座矾矿滚球子。她在矾矿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，混合了盐、碱、煤后，再铲上分流盘。
由于每一锹矿土都极沉，春香只得用膝盖顶住铁锹往盘子上倒，每铲一次就像磕一次头，从早磕到晚。
而春香的工钱按处理的矿土车数算，一车矿土足有四百五十斤，春香一天能铲六十多车，也就是五六万斤矿土。一天的劳作下来，她晚上睡觉时甚至无法侧身。
春香的每一次“打工”经历都是短暂而又极度消耗体力的，这些经历给她的身体留下病痛作为卖苦力的印记。
她就是用做苦力的方式把儿女们养育成人。
不管所面临的工作多么辛苦，环境多么恶劣，春香还是为一双儿女攒够了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将儿女们送出了困住她半生的群山。
NO.2
上深圳：被“劳作”填满的毛孔
2020年春天，春香一家因为“移民搬迁”的脱贫政策移居到了县城。
但春香并没有乔迁新居的喜悦，反而被焦虑和慌张环绕。因为在县城里，她找不到赚钱的路子。
春香的女儿此时在深圳某互联网大厂上班，她在一次次的通话中感受到了母亲逐渐加深的焦虑，于是将母亲接到了深圳，并帮助她找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。
这份工作在香蜜湖的超级商场，在这个豪华的商场里，来来往往无数的顾客中，几乎没有人会关注到春香，也少有人会好奇这座面积超过5万平米的商场，是要靠怎样的劳作才能保持时刻的光鲜亮丽。
实际上，春香的工作几乎不能停下来，甚至每一个毛孔都要被“劳作”填满。
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这8个小时中，商场的保洁员们只有10点半到11点之间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，但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——上白班的保洁员唯一的午休兼午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。
但春香并不抱怨，因为她从不怕辛苦，她只怕没有赚钱的机会。春香在做保洁的三年里，仅仅在作者的姑姑即将去世那段时间请了一次长假，并因此丢掉了自己最心仪的在政府大楼里的保洁工作。
至今，春香已经在深圳做过三份保洁工作，豪华商场、政府大楼、高级写字楼，而她最喜欢的就是自己在政府大楼的工作，不仅因为这里接触的人和气，还因为她有生之年第一次获得了周末的假期。
对于在家休息还能照常领工资这件事，春香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在她以往的生命经验里，都是做一天工才有一天的钱。
其实，春香并不是“闲不住”的人，她只是拼命熬着。
她总想着，人生熬过了眼下这个阶段，下一个阶段就会越来越好。
养孩子的时候想着把孩子养大就好了，孩子养大想着把孩子供出大学就好了，孩子上了大学想着孩子有份好工作就好了……
但在深圳和女儿共同生活期间，她发现自己的儿女们在上完好大学，获得了所谓的好工作之后，也不过是换了种方式熬日子，并没有所谓的“岸”可上，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生活抛弃。
2
透过春香的眼睛
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，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，如果有心留意，会发现，他们是如此庞大、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，而我们透过春香的眼睛，关注到了他们的生活。
NO.1
什么苦都吃过的木兰阿姨
68岁的木兰阿姨是春香在高级写字楼做保洁时认识的工友。
木兰阿姨是一个“红火人”，因为早年在村里的宣传队待过两年，她热爱唱歌，时长旁若无人地唱起《太阳起来照四方》《浏阳河》《赤脚医生向阳花》。
木兰阿姨更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，按她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什么苦都吃过！”
年轻的木兰，一天能插三亩水田，弯着腰像农机一样埋头前进。因为太能干，村里人都说木兰是人工插秧机和收稻机。村里搞基建，修桥梁，修水库，木兰也能像男人一样上阵挖地挑土。
跟随儿子一家去了深圳后，木兰阿姨也没有安于带孙女享天伦，而是一直寻找机会拼命挣钱。从大孙女两岁半起，木兰阿姨就做起了卖甘蔗和菠萝的生意，早上5点就去市场批发四百来斤原料，刨去成本能赚300块。
大孙女六岁上幼儿园后，木兰阿姨又在饺子馆洗了两年碗，月薪900，之后又去了工资更高的宾馆洗。在宾馆洗碗的时候，经常有婚宴，一摆就是十几桌。而那些婚宴后脏了的碗筷，便是一场巨大的苦役。但木兰阿姨是个“有计划”的人，她自己设计出了一条“洗碗流水线”。
“用水把脏碗脏盘子冲湿，放到大塑料盆里，放洗洁精。大小分类，一秒钟捞一个，一秒钟捞一个，三个池子，一个放洗洁精泡过的，一个放基本干净的，第三个池子专门冲水。”
木兰阿姨的“能干”也带到了保洁工作中。
保洁队伍中虽然她年纪最大，但她的腿脚很好，行动起来干净利落。入职至今，她从未休假。每次遇上突发事件，经理都喊木兰阿姨去顶岗。春香因尿结石腹痛而请假的那次，便是木兰阿姨顶了她的岗位。
NO.2
每天只休四五个小时的老周
比起女性保洁，男性保洁更是一群靠极致压榨自己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。
作者张小满笔下的老周很是典型。
2002年，老周被同村老表带来深圳，二十年来，他一直在做跟清洁相关的工作，在各个物业公司或环境公司流转。二十年里，老周用做保洁的钱养大了儿女，帮儿子买房、娶媳妇，现在人老了，挣的钱仍要补贴儿子。
老周的儿子至今已经结了三次婚，每结一次就会生一个孩子。如今老周还要负责已经上小学六年级的大孙子的学费和生活费。
儿子如今的现状让老周忧心又愧疚。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法陪伴儿子，老周总是用钱和溺爱去弥补自己的愧疚，这让老周的儿子变得放纵。他在老周资助下开过快餐店、 肠粉店、美容美发店，但都倒闭了。
尽管担心儿子这样下去无法独立，但儿子开口要钱，老周还是会给。即便他不给，老周的老伴也会偷偷给。他不打算管这些了，眼下就是能多干一天 算一天。“老子还管儿子干啥，大了，管不了了!”
除了在写字楼做保洁，老周每天还要额外做两份工：
凌晨4点到6点，打扫某小区的楼梯道及地下车库，每月4800元；早上7点至下午5点半，打扫写字楼外围，每月3300元；晚上6点半至8点半，在一个待拆迁小区做垃圾分类督导， 一个小时20元， 一个月1200元。
这样一天下来，老周每天只能完整休息四五个小时， 一个月能赚9300元。
这些钱虽然看起来虽然多，但这是老周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换来的。
即使在这样的劳动强度下，老周也打算再干五年，干到七十岁才退休。
3
结构性的问题
我们从春香的个人经历和视角，逐渐看到了深圳保洁员这个庞大的群体，看到维持这座超级城市运转的各个细节背后的人，以及这个群体背后公共性和结构性的问题。
NO.1
“过劳”是常态
在深圳这个超级城市，公园、商场、写字楼、厕所时刻保持的干净舒适，人们往往习以为常，但这样干净整洁的代价，是一群人的过劳。
通过这本书，我们得知一位四十九岁的阿姨，在两天的时间里，擦了几万颗水晶石。雇佣方对极致整洁的追求，变成了最基层员工身上的“五指山”。
而造成这种过劳的原因有两方面。一是清洁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让员工上连班，大多数保洁员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，月休4天更是遥不可及。
二是保洁员为了多赚钱，会主动打多份工，因为在老家，他们连这样赚钱的工作机会都没有，例如上文中的老周。
作者在文中提到，一位保洁员非常好辨认。
她们的头发常常用发网兜住，盘在脑后。她们大部分都很瘦且微微驼背。
她们喜欢穿比身体大一号的长袖长裤，有时候直接穿着工服。她们总是走得很匆忙，有些还能明显看出腿脚不灵便。
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，都说方言，面对陌生人更加细致的问询很谨慎。
她们有一张疲劳的面孔，伴着黑眼圈和蜡黄的面色。
除了保洁群体，我们也透过春香的眼睛看到了这座城市里其他人群的“过劳”：
因工作做不出来而急得频繁蹲厕所的公务员男生，看到了工位下头发越扫越多的年轻女孩，看到了不敢怀孕的焦虑职场女性，看到了埋头写稿汇报、好像要被电脑吸进去的忙碌打工人…
NO.2
共同的“难题”
如果我们再往“过劳”这一境况的背后看，就会发现这些保洁员们面临着许多类似的难题。例如养老保障问题(绝大多数都没有五险一金)，子女的教育、成家问题，孙辈的抚养问题，等等。
春香现在每年都交着陕西省的农村养老保险，一年300元。春香的丈夫已经超过六十岁，每个月可以领110块养老金，一年能领到1320块，然而这连负担他从西安往返深圳的高铁票都不够。
可以预见，春香将来的养老金也不会高到哪里去。她无法想象，如果不趁着能干的时候攒点积蓄，儿女生活压力又那么大，等他们老了需要花钱时找谁？用春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：喊天天不灵，喊地地不应。
因此，即便保洁是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而获得报酬的工作，却也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接纳这些老年人。而他们也都默默承受了这份工作带来的“过劳”，来为自己赚取养老钱，获得一份摇摇晃晃的安全感。
正如作者张小满在书中所说，“我们应该意识到：眼睛没有看到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，没有发生；也并不意味着，只要假装没有发生，一切都完美无缺。
我们应该警惕用“勤劳”“无私奉献”这样的词汇去赞美保洁员对城市清洁的付出，而忽略、无视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——这不合理且荒谬。”
但张小满也在书中强调，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引起大家对保洁员群体的同情，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，提醒我们关照自身的处境，对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。
希望我们能多关心这个世界上的“他者”，理解一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做选择，理解一个人的命运并不仅仅由他“是否足够努力”而决定。
[1]张小满-《我的妈妈做保洁》[2]新周刊-我的保洁母亲，人生中没有“退休”二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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